北京70条胡同年内实现“不停车”

首都图书馆(shǒudūtúshūguǎn)B座(Bzuò)9层，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，已向读者开放整整两年的(de)“四合书屋”日前迎来了他的主人——91岁的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。阎崇年现在依然坚持一周工作七天，但还是头一次面对媒体详尽讲述“四合书屋”的点点滴滴。他轻抚书柜(shūguì)，翻看(fānkàn)手稿，检索凝聚着几十载心血的读书卡片。每一本书、每一张卡片、每一个物件，在5月的阳光中汇成一首动人的时光交响曲(jiāoxiǎngqǔ)。 上图：阎崇年正在翻看读书卡片(kǎpiàn)。本报记者 崔家宁摄 “四合书屋”位于首图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室内，2023年5月13日向读者开放。阎崇年说：“我感谢(gǎnxiè)首都图书馆接纳了我，把我的四合书屋按原样(yuányàng)搬了过来(guòlái)。” “雍正皇帝的(de)书房(shūfáng)叫四宜书屋(shūwū)，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，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都有自己的名字，我也想(xiǎng)给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。”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看过无数历史人物传记，总结前人得失，他探究出一个关键词——“四合”，即“同天合，同地合，同人合，同己合”。他认为凡成功者无不顺应“四合”，失败者无不违背“四合”，“四合书屋”于是成为他书房的名号(mínghào)。 走进书(shū)屋，看着相伴多年的藏书、手稿、书柜、书桌，阎崇年面露欣喜。驻足在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前(qián)，他翻动《史记(shǐjì)》《汉书》，不免忆及往事——当年到图书馆看“二十四史”需要开介绍信，管理员戴手套拿出来，读者要戴手套才能阅览。“现在不一样，如果读者到四合书屋来看书，跟管理老师说(shuō)一声就可以了(le)。” 拥有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是阎崇年年轻(niánqīng)时(shí)就有的梦想，但直到2023年才(cái)得偿所愿。“二十几岁就想买，但一钱不够，二没地儿放。”2023年参加中国书店(zhōngguóshūdiàn)成立70周年庆典时，梦想触手可及，但听闻一套要(yào)60万元时，他再次陷入沉默。机缘巧合，阎崇年通过(tōngguò)朋友引荐(yǐnjiàn)结识两位民营企业家史超和阙超，二人都是阎崇年《百家讲坛》的粉丝，听闻阎先生(xiānshēng)这一梦想，两人商议合力买下，以阎崇年名义捐给首都图书馆，让它与万千读者谋面。而中国书店也为了这项公益事业，将售价打折降至40万元。 四合书屋墙上，国画家马振声的(de)《杜甫登高图》气韵生动、书法家苏士澍的《望岳》笔力遒劲(qiújìng)，书画家赠予阎崇年的佳作，都是“以文会友(yǐwénhuìyǒu)”的生动见证。这里每一本书、每一个物件(wùjiàn)都有来历，都有故事(gùshì)，连书桌下铺的羊毛地毯都藏着往事。阎崇年回忆说(shuō)，地毯是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运回北京的，当年去蒙古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他听从(tīngcóng)当地人建议来到中国援建的百货大楼(bǎihuòdàlóu)，一眼就相中了它，“当时这种纯羊毛地毯北京要2000元，当地只要400元。它也可以说是中蒙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念。” 60余年(yúnián)专注“努尔哈赤” 迄今，阎崇年不同版本(bǎnběn)的(de)著作有100多种、论文(lùnwén)600多篇(duōpiān)，这1000多万字汇聚在26卷的《阎崇年文集》里。阎崇年说：“这是我60年的心血，总结了我在清史、满学、北京史等领域的学术成果。” “我研究(yánjiū)清史，就从研究努尔哈赤开始。”在四合书屋的展陈柜里，收入《阎崇年文集》的《努尔哈赤传》校对稿正静待读者(dúzhě)到来。很多读者不知道(zhīdào)的是，这部发端于62年前(niánqián)的著作，既是阎崇年进入清史研究的“入门券”，也承载着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。 60多年前，阎崇年听从中国科学院教授杨向奎的建议，从先秦(cóngxiānqín)史转攻(zhuǎngōng)清史，但到底如何研究，他(tā)心里没底(méidǐ)。直到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后，才豁然开朗，“他说树有根，水有源，清史的根和源就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这里。” 从1963年开始，阎崇年花了20年写就《努尔哈赤传》。他展示着1982年北京出版社的(de)《努尔哈赤传》校样(jiàoyàng)，纸张泛黄，红笔、蓝笔标注(biāozhù)的校改随处可见。25万字的《努尔哈赤传》于1983年终获(huò)出版，朋友称他拥有了登上清史研究殿堂的“入门券”。 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后来又结识了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，邓广铭所著的《岳飞(yuèfēi)传》《北宋(běisòng)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，每10年必修订一次。“邓先生说好书如果能修订3次，30年就一定是传世之作。”阎崇年深受震撼(zhènhàn)，1993年、2003年、2013年、2023年，《努尔哈赤传》每隔(měigé)10年进行一次修订。阎崇年说，“老天爷赏识我的话，我想2033年进行第五次修订，那个时候(shíhòu)我就100岁了。” “这是我读《尚书(shàngshū)》时做的笔记。”四合书屋陈列柜里还展陈着阎崇年用钢笔工工整整写(xiě)的一张张读书卡片，其中最早的“诞生”于上世纪60年代。阎崇年说，几十年来，像这样的读书卡片他写了几万张。这几万张卡片，有的是(yǒudeshì)阎崇年在(zài)图书馆摘抄的，有的则是在中国书店(shūdiàn)(zhōngguóshūdiàn)站在书架前抄的。他难忘在中国书店抄书(chāoshū)的画面，一大早骑车奔往书店，随身带的窝头搁在炉沿上烤着，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，寒冷的冬天充满暖意。 “那个时候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数字化，完全靠(kào)手抄。”关于这几万张卡片(kǎpiàn)的管理、查找，阎崇年(yánchóngnián)摸索出一套办法。比如他将与北京历史(lìshǐ)有关的卡片放置一处，并细分故宫、颐和园、北海、太庙等类别，需要时就能很快找到。时光流逝，卡片容器也逐步(zhúbù)升级，从鞋盒、木头盒、卡片盒，直到如今的卡片柜。 上世纪90年代，阎崇年的抄书历史随着电脑普及逐步画上句号，“我是从四通打字(dǎzì)开始，286、386、486电脑一直这么追下来，现在(xiànzài)追到(zhuīdào)数字化，追到AI。” 深耕学海60余载，技术不断更新，但阎崇年的研究宗旨未曾改变(gǎibiàn)，“一是慎始善终；二是心(xīn)一力一；三是求真求理；四是澡德日新；五是以师为范。”他打(dǎ)了一个比方，奶牛早上到(dào)山里去吃草，拼命吃上一天，晚上回到圈里不断反刍，最后才会产出牛奶(niúnǎi)，“学者也(yě)是一样，要(yào)日复一日地采撷、咀嚼、反刍、回味，不断地看书、做卡片，不断地思考、研究，不断地发表文章，最后结成的学术结晶就是出书。” “我从5岁开始学认字(rènzì)、学写字，到现在80多年了，就没(méi)离开过书。”四合书屋里陈列各类图书6000余册(yúcè)，它们如同向导，引领读者进入一个学者的阅读人生。 “书，一直(yìzhí)是我的生命所在，也一直是我的乐趣所在。”总结自己80余年(yúnián)的读书体会，阎崇年一一列举了六条—— 读书增长知识，让生命的时间无限拉长(lācháng)，如同张元济先生所说，“人生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”；读书激发智慧，努尔哈赤出身贫寒，白手起家(báishǒuqǐjiā)，他热爱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在萨尔浒大战之所以得胜，正是凭借智慧胜出；读书涵养(hányǎng)性情，读书才能(cáinéng)知书达礼，才能知进知止；读书利于康寿，据康熙做(zuò)的统计，读书多了，贪欲少、内心(nèixīn)平静、心胸开阔，自然有利于身体健康；读书能以文会友；坚持读书，能建立书香家庭，阎崇年三个(sāngè)儿子皆热爱阅读，小儿子阎天从小就大量阅读，对家里藏书再熟悉不过，阎崇年常常按照他的指点(zhǐdiǎn)按图索骥，屡次(lǚcì)成功寻得藏书。 面对(miànduì)AI的横空出世，面对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，阎崇年自有独到观察。“智能文化趋势不可阻挡，我们应该(yīnggāi)适应，但同时我觉得AI也好(yěhǎo)，智能也好，数字化也好，都是掌握知识的工具，它不具有原创性(xìng)，不具有原典性。不能代替原创，也不能代替原典。” “我们活着，就是(jiùshì)为大家服务。我最后能够为大家服务的(de)事情就是把(bǎ)我收藏的这几万册图书陆续捐给首都图书馆。”阎崇年说，希望大家多来四合书屋转一转，看一看。